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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2019年06月21日 09:56:21來源:今日頭條 作者:文天下任俊 瀏覽數:435 責任編輯:本站小編

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祭祀大典

在祭祀活動中,祭祀者對神的宗教情感的表達,必須借助于一定的物質手段和特定的祭獻程序才能完成。因此,在長期的祭祀實踐過程中,祭祀活動所賴以展開的物質手段和程序,便逐漸固定化而成為禮儀。祭祀禮儀與所祭祀的神祇,都是祭祀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兩漢時代的國家祭祀,既要考察國家所祭祀的神祇,同時也要把國家祭祀的禮儀制度納入考察的范疇。

一、神主的設置規定

神主是祖先祭祀時所使用的特殊儀物。兩漢時期,尸禮已不再廣泛流行,祭祀時主要以神主作為鬼神依憑的標志與象征物,即所謂“主者,神象也”。《漢舊儀》載:

“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后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

這里,《漢舊儀》以漢高祖的神主為例,對西漢的宗廟主制做了說明。第一、從神主的制作來看,做“主”的時間,是在皇帝死后第三天的小斂期間內;負責制神主的,是長安祠廟。第二、從神主的材質來看,漢高祖的神主是用栗木所制,所用木料由上林苑供給。這就是說,宗廟神主用木,是因為樹木和人一樣,都具有生與死這一生物特性。根據儒家經典所載的周代禮制,神主有虞主和練主兩種。虞主喪禮用之,用桑木制做,故也稱桑主,意在取其“喪”之諧音,喪畢藏于廟;而練主周代用栗木,故也稱栗主,是取其“戰栗”之諧,欲人對之崇敬,練主則在小祥(練祭)以后的吉禮中使用。

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漢代皇家祭祀

從《漢舊儀》所載的漢高祖神主情況而言,雖然承周用栗的傳統,但是似乎僅有一主,沒有虞主、練主的區別。《續漢書·禮儀志下》:“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于廟,如禮。”由此可見,東漢在儒家禮制的影響下恢復了兩主的古制,與西漢不同。第三、從主的型制看,皆為“前方后圓”,帝主“長八寸,圍一尺”,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劉邦因為是開國的太祖,獨長為九寸。漢代主的這種型制比較古樸,且站立性好,后來扁條狀的神版(神牌位)都需附加底座。

第四,神主在不祭祀的時候,收在木函之內,在廟太室中西墻壁龕內藏放;祭祀的時候取出,還有配以廟主生前的衣、冠、履,幾、杖等用物,共同作為祖先神靈的象征或依附物,代表祖先神接受饗祭。此外,西漢在所定的宗廟迭毀制度中,毀廟的神主“瘞園”,即埋于各自的陵園。

在古人的宗教信仰中,除了人鬼而外,對其它神靈也都做了人性化的理解,用對待人神的方式供奉,因此古代各種祭祀都有神主或類似神主的神的象征物,如社神以石或樹木為主、高禖立石為主這都前已述之,此外還知道祖道“以芻棘柏為神主”等。

二、祭祀前的禮儀活動

兩漢國家在郊祀、宗廟祭祀以及封禪祭祀、明堂祭祀等重大的祭祀活動舉行之前,都要舉行卜筮、齋戒以及夕牲等一系列相關的禮儀活動,這些祭祀前的禮儀活動,是祭祀活動不可或缺的相關內容。

(1)卜筮

《史記·龜策列傳》說:

“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

《日者列傳》也說: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足見卜筮的決疑作用深受古代統治者的重視,社會上也曾極為盛行。卜筮所及的內容十分廣泛,祭祀就是其中之一。卜筮在祭祀活動中主要是用于卜擇牲、日。在舉行重要的祭祀活動之前,首先要卜牲,即選取用于祭祀的犧牲。未經卜選的牛羊豬等叫“畜”,已卜的稱為“牲”,卜選后專門圈養以待祭祀的叫“牢”。其次是卜日,即卜問所初定祭祀日期的吉兇。兩漢祭祀卜擇日期的儀式已不可考見,《通典》中有唐代卜日、筮日的禮儀,雖非盡限于祭祀,且與漢時的做法也不盡相同,但也可供參考,茲俱錄于下:

“國有大祀、中祀應卜日者,及冊命大事,出師命將,并卜日于太廟南門之外。將卜前一日,以右校掃除太廟南門之外。守宮設太常卿以下次于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俱就次,各服公服。守宮布卜席于闑西閾外,西向。謁者告事具”

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漢代祭祀大典

據《史記·龜策列傳》載:漢代于高廟中設有龜室,重大的卜筮都于宗廟中舉行,在這一點上,周秦漢唐都是一致的。除此而外,漢代國家祭祀中也一度沿用少數民族的卜筮習俗。《漢書·郊祀志下》載:

“是時既滅兩奧,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后世怠嫚,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

關于粵人的雞卜,《史記·孝武本紀》張守節《正義》說:

“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愿訖,即殺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兇。今嶺南猶行此法也。”

據此可知,武帝時在祠天神帝百鬼的國家祭祀中,也采用粵人的雞卜方式。

(2)齋戒

“齋”是“齋戒”的簡稱,這是祭祀前必不可少的一個禮儀程序。《說文》釋“齋”為“戒潔也。”綜上,這是一種與祭者在祭祀前整潔身心的行為。漢代的齋期規定為:“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例如,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光武帝劉秀去泰山祭天,“十五日始齋。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二十一日夕牲。二十二日祭”,祭前行齋七天。

這與周代所有祭祀都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的十日齋制有所不同。唐《開元禮》所規定的齋期也為大祀七日,中祀五日,小祀三日。其中大祀為散齋四日,致齋散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于家正寢,唯不吊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煞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余悉斷”。散齋在致齋之前,齋戒的要求也沒有致齋嚴格。由此也可以推想出漢代散齋與致齋的情形。

祭祀前齋戒的目的是為了寧精以事神,即如《禮記·祭統》所說:

“及時將祭,君子乃齋。……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于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禮記·曲禮上》也說:“齋戒以告鬼神”。《禮記·祭統》談到齋戒的意義時也說:“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神明。”為了表達對鬼神的尊敬和竭誠,漢時在齋戒期間有一系列相關的禁忌和規定,如:“齋日內有污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污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后乃齋,如故事”

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祭祀先祖

盡管漢代的齋期已比周代有所減少,但是由于祭祀活動繁多,累計起來,一年之內的齋日總量是非常大的,如東漢末時就有人提道:“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一年常居齋日,這對當時的人們,特別是主管祭祀官員的日常生活有極大的影響,故時諺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由于齋戒事關對鬼神的虔誠,因此齋戒不謹是大忌。

(3)夕牲

為了檢驗犧牲是否合乎祭祀的要求,在祭祀之前,都要有一個展示犧牲狀況的儀式,即所謂“將祭必先夕牲”。這一儀式在周代稱為“展牲”,漢晉時稱“夕牲”。謂之“展牲”,顧名思義即展示犧牲;謂之“夕牲”,是連指這個儀式的舉行時間而言。因為“夕牲”通常于祭祀的前一天晚上舉行,故而習稱祭祀的前一天為“夕牲日”。《漢舊儀》記載了西漢宗廟酎祭“夕牲”的情形道:

“皇帝惟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鑒燧取水于月,以火燧取火于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

皇帝親自視牲、割牲,可見西漢宗廟酎祭的“夕牲”儀式在當時是非常隆重的。東漢的《郊儀》中記載郊祀“夕牲”的情況道:

“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

這里沒有提到司徒是如何省牲的,但是從“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及“太祝吏”“廩犧令”“太祝令”等具體執事人員的活動看,司徒應該是整個“夕牲”儀式的主持者。

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皇帝祭祀

三、祭祀樂舞

祭祀樂舞是在宗教祭祀活動中,用以溝通人神并表達對神靈虔誠信仰的宗教歌舞。在原始宗教觀念形成以后,樂舞就是祭祀儀式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祭祀者宣泄宗教情感的一種方式。

(1)宗廟樂

宗廟的降神祭祀樂,是用來降神、迎神和祭祀饗神的宗教樂舞。漢代的降神祭祀樂是在西漢政權草創之初,由叔孫通主持在秦樂基礎上制訂的。《漢書·禮樂志》記載此事說: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干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這套降神祭祀樂,貫穿了對神靈降迎、祭饗的全過程。

(2)食舉樂

漢代皇帝宗廟祭祀有食舉樂,《宋書·樂志》說:

“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故事,食舉有《鹿鳴》,《承元氣》二曲。三年,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皇姚》,二曰《六麒麟》,三曰《竭肅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為宗廟食舉。”

這里除了漢章帝自作的四首詩樂外,《鹿鳴》和《承元氣》是西漢延傳下來的舊曲,其中《鹿鳴》篇屬《詩·小雅》,為周代的雅樂。

食舉樂源于天子的食禮。古代的帝王食必有樂,如《周禮·春官·大司樂》說:“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白虎通·禮樂》說:“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這表明:古代天子飲食奏樂不僅僅是奢華享受,也有禮教的寓意在內。漢代皇帝在不同的禮宴場合,也有相應的食舉樂,宗廟食舉僅為皇家食舉諸樂之一。漢代皇帝祭祀祖先時,極力強調“事死如事生”的祭祀原則;對于過世的皇帝,要象其生時服伺飲食起居一樣安排祭祀活動。

(3)八佾舞

在宗廟諸樂中,最受矚目的當屬八佾舞。因為這是在宗廟祭祀中,用以表達對皇帝祖先懷念與敬仰的最為生動、形象的方式。漢代繼承了周代“天子八佾”的用樂制度,在表演時采用64人八八成列的龐大陣勢,這是中國古代規格最高,僅有天子才能享用的樂舞形式。漢代宗廟八佾舞的重要地位,還體現在舞人有嚴格的擇取制度上。《漢大樂律》:

“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倒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先取嫡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疑為二十之誤)至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

可見舞人除了有身份上的嚴格限制外,在性別、年齡、容貌、身高及健康狀況登身體條件方面也有苛細的要求。八佾舞分為文舞和武舞兩種,這兩種形式的采用,是出于歌頌皇帝祖先文治和武功的需要。樂舞的主題,主要是通過舞具的不同而展現出來的:文舞舞人執羽籥,或羽旄;武舞舞人執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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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

漢代皇帝宗廟八佾樂舞的上述內容,基本上是沿襲周代舊制。除此而外,在樂舞的施用上漢代也有創新。如根據祖先功德的高低,八佾舞被區分為祖宗廟特設樂舞及諸帝廟共有樂舞者規格不同的兩類。《漢書·禮樂志》說:“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漢代在皇帝宗廟八佾舞制上的有沿有革,正是這種“有制有法”的制樂精神的體現。

(4)郊祀樂

漢初至武帝以前,宗廟祭祀樂舞齊備,但是郊祀卻沒有相應的樂舞。在立甘泉泰一祠的次年,即元鼎六年,武帝和臣下才議增郊祀樂舞,“于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魏人王肅說:“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可見武帝創郊祀樂也有個趨于完備的過程,封禪之后的郊祀,在用樂禮儀上才仿周制用宮懸的天子之禮。此后,郊祀有樂就成為兩漢定制。

關于西漢的郊祀樂,《史記·樂書》載:“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漢書·禮樂志》也說:

“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司馬相如等所造這十九章郊祀樂歌,也當為郊祀時面神唱奏的登歌。

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祭祀的一部分,翩翩起舞為典禮助興

(5)迎氣五郊樂

東漢的統治者崇奉儒教,深受儒家順陰陽助教化思想的影響,這不僅體現在具體的施政過程當中,在國家禮儀制度上也有所體現,其中五郊迎氣就是最典型的之一。據《后漢書·明帝紀》的記載,五郊迎氣制度始行于永平二年,“是歲,始迎氣于五郊。”關于五郊迎氣所采用的奏樂制度及禮儀,《續漢書·祭祀志中》載: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云翹》之舞......”

四、祭祀活動所用輿服

(1)祭祀所用車駕儀仗

兩漢承秦,皇帝的車駕儀仗(以下簡稱“車儀”)有大駕、法駕和小駕等不同等次,這種車駕儀仗,在漢代稱“鹵簿”。據《續漢書·輿服志上》:漢代皇帝大駕、法駕和小駕鹵簿中,所親乘的儀仗車以六馬為駕。為了凸顯皇帝至尊的地位,皇帝親乘的鹵簿車,如鳳皇車、金根車的車馬都繁加裝飾,《續漢書·輿服志上》說:金根車也稱“德車”;金根之外,皇帝鹵簿還有五時車。

五時車也和金根車一樣有安車和立車兩款,五駕車馬各如方色,白馬則朱其髦尾,只有皇帝親乘之車駕六馬,其余四車皆四馬,在后從為副車。五時車也俗稱“五帝車”。皇帝鹵簿車以外,還專有所謂的“耕車”,也稱“芝車”。車上載有耒耜之具,為行親耕禮所乘。在皇帝以下,諸侯王也有法駕,“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

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漢代祭祀用的泥偶

關于西漢的祭祀車儀,《漢舊儀》載:

“汗西郡祀天于甘泉宮。大駕祀天,法駕祀地,五郊、明堂省十三,祀宗廟省九,謂之小駕。大駕,大仆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

關于東漢的祭祀用車儀,《續漢書·輿服志上》載:

“東都唯大行乃大駕。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仆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于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余令以下,皆先行后罷。”

由此反映出的東漢祭祀車儀與西漢明顯不同的,就是降低了天、地郊祀車儀的規格。總之,兩漢祭祀在車儀上的差異,是祭祀等級高低的一個反映。不過兩漢國家車儀上的等級規定,是以皇帝為本位制定的。東漢皇帝大喪用大駕而南郊祭天用法駕,反映出皇帝對自身的關切,要超出對上帝的敬仰,皇帝本位思想在這里得到了明確的體現。

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漢代祭祀禮器

(2)祭服

從古代祭服的歷史上看,周代祭祀服用冕服,到了秦代,這種復雜的冕服制度被棄用,《續漢書·輿服志》說:“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祭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這些都指明了西漢祭服制度的歷史淵源。蔡邕《獨斷》曰:“袀,紺繒也。”紺為一種深青帶紅的顏色,而玄的本以為黑中帶紅;袀玄合稱,反映出這種祭服是以黑色調為主的,和秦代所奉之水德的顏色相符。漢初承秦為水德,故而祭服的顏色也沒有改變。《續漢書·輿服志下》載: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為之,制如板,以竹為里。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玄,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绔襪,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幘绔襪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漢高祖劉邦在世的時候,喜服長冠,因此漢高祖故去后,為了表示紀念,長冠就成為宗廟祭服的一部分。祭服皆以袀玄為主,但是不同祭祀也有所區別:宗廟服用長冠、絳緣領袖中衣和絳绔襪;五郊,衣幘绔襪各如其色。東漢建立后,在儒學復古思潮的影響下,漢明帝依古禮改革了祭服制度。《后漢書·明帝紀》載:“(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履以行事。”此后又采納了東平王劉蒼的奏議,把冕服制也用于郊祀。關于東漢的冕服形制及使用規定,《續漢書·輿服志下》記載道:

“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舃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服。五岳、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

由此可見,東漢的冕服雖比《周禮》所載的周代服制簡化許多,即所謂“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但仍是比較復雜的。從型制看,冕服包括首衣、身衣和足衣三個部分:首衣為旒冕,也稱冕冠,有“垂旒,前后邃延,玉藻”,隨身份等級的不同,冕珠的顏色與旒的數量都有差異,皇帝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身衣包括上衣和下裳兩部分,衣的底色為玄、裳的底色為纁,并按等級高低加有數量不等的服章。

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的四項禮儀制度

祭祀禮器

其中,皇帝備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七章;皇帝祭服上的章彩為刺繡而成,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從使用上看,冕服只有天子、三公、諸侯、九卿及特進侯和侍祠侯才有資格服用,而且謹限于天地、明堂、五郊祭祀時使用。百官執事,仍沿襲西漢以來的傳統祭服形式,除五郊各如方色外,其它皆為袀玄長冠;百官不執事者,則各服常冠袀玄。

參考文獻:《漢書》《后漢書》》《白虎通疏證》《漢書新證》《秦漢禮制研究》《通典》《求古錄禮說》《藝文類聚》《五禮通考》《三禮通論》《十三經注疏》等。

【本站總編:秦巖     微信號:shaanture      新聞熱線: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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