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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與具體實施

2019年06月25日 10:42:15來源:今日頭條 作者:文天下任俊 瀏覽數:398 責任編輯:本站小編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與具體實施

石臺孝經碑

關于孝觀念的起源,歷來說法不一。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種觀點,一說為父系氏族社會;一說為商代;一說為西周。孝觀念的形成當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基于血緣關系而產生的親親之情;二是個體婚制的建立,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當在原始社會晚期,即父系氏族公社時期。此時的孝觀念還遠遠不同于后世作為德目之一的孝道,因為階級和國家尚未產生,這時的孝觀念只是一種敬親愛親的感情,并未超出自然之性,尚不具有階級性。

根據文獻記載,“孝”字最初見于殷商的卜辭,金文中已經多有出現,戰國文獻中已經對商王武丁和其子孝己的事跡多有記載,說明商朝時孝已經產生,而其作為觀念的產生肯定在此之前,所以說孝觀念起源于父系氏族社會時期。西周時期,“孝”的倫理道德觀念是與宗廟祭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如《國語·魯語上》記載:“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春秋至戰國之際,由于當時社會狀況、社會意識以及家庭結構的變化,“孝”的含義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即由尊祖敬宗和傳宗接代逐步轉向善事父母。孔子被稱為儒家孝道的理論鼻祖,在繼承西周以來孝觀念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和創新。他緊緊圍繞“善事父母”的內涵,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孝的重要觀念和道德規范,促成了孝從宗教到道德,從宗族倫理到家庭倫理的轉變,對孝道的合理性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并將“孝”納入“仁”的理論體系之中,使孝成為仁學體系的基礎與起點。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與具體實施

孔子講學圖

曾子是儒家孝道理論的集大成者,不僅自己是著名的孝子,還在孝道理論上繼承與發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開創了儒家的孝治派。他提出:

“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諸后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孟子對孝道非常重視,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儒家的孝道觀。孟子提出的“性善論”完善了儒家孝道理論的哲學基礎,這是對孔子仁的思想和曾子孝出于人的自然天性思想的繼承。荀子堅持“性惡說”,不以孝道而著名,但其思想體系中“君重于父”的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為封建統治者所推崇。儒家經典《孝經》的出現,標志著儒家孝道理論創造的完成。到了漢代,孝的思想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立了以孝為核心的社會統治秩序,確立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國策。

一、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

(1)經濟基礎

漢代的經濟基礎是封建小農經濟,小農經濟的基礎是一家一戶的家庭。作為基本生產、生活單位的個體家庭通過血緣關系這條紐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構成了當時農業社會的基本細胞。小農經濟在思想上要求以倫理道德范疇作為治國理念,在漢代能夠反映這一社會存在和社會基礎的倫理道德規范主要是“孝”。

春秋戰國時期,封建制的生產方式逐步取代奴隸制的生產方式,但是,以家庭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村社制度的堅韌外殼并沒有為社會的動蕩所震碎。雖然歷經戰國、秦漢幾百年的社會劇變,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西漢的鄉村社會結構形式仍然是村社制,只不過這種社會結構已經由先前的奴隸制基礎轉為封建制基礎而已。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與具體實施

舉孝廉圖

“孝”的思想觀念深深植根于村社制的土壤之中,又反過來維護和鞏固了封建村社制的存在與發展。一方面,作為傳統倫理道德范疇的“孝”,維護了家庭的穩定,有力保障了作為漢代經濟基礎的小農經濟的存在與穩固。另一方面,“孝”植根于封建村社制并維護和鞏固了這種社會結構,有力推動了整個漢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社會政治的穩定。可見,“漢以孝治天下”的實現有著深厚的經濟基礎。

(2)政治背景

漢初對孝的大力推崇與漢高祖、漢惠帝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西漢建立之初,漢高祖劉邦便揭開了漢代尊父倡孝的序幕。一方面,他以身作則,孝敬父親。劉邦即位以后尊自己的父親為太上皇,迎居長安,太上皇

“時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斗雞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

太上皇去世后,漢高祖為之立廟,歲時致祭,為天下人樹立了孝的楷模,自然開一代崇孝之風。另一方面,漢初興孝與實行分封制密切相關。楚漢之爭中,劉邦為了奪取勝利,分封功臣名將為異姓王,至公元前202年劉邦建漢時已先后分封了異姓功臣7人為王:燕王臧荼、韓王信、趙王張敖、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吳芮。異姓王擁兵自重,專制一方,對抗漢朝政權,劉邦從登位第二年開始逐個鏟除,消除了隱患。漢高祖認識到了分封異姓王的弊端,又吸取了秦始皇不封子弟二世而亡的教訓,開始陸續分封同姓子弟為王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與具體實施

孝廉匾

劉邦與群臣立下“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的誓言,到他在位最后一年,已建立九個同姓王國:兒子劉肥為齊王、劉長為淮南王、劉建為燕王、劉如意為趙王、劉恢為梁王、劉恒為代王、劉友為淮陽王,弟劉交為楚王,侄劉濞為吳王。劉邦認為只有“孝”這種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凝聚力極強的倫理道德范疇才能鞏固自身的封建統治,所以分封自己子弟為王,企圖通過“孝”的感召力來籠絡他們,以達到“封建親戚,以藩屏漢”的目的。劉邦的孝治思想并不完善,主要針對上層統治集團的宗室諸王,而疏于對老百姓進行教化,所以并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以至于后來也出現了同姓王謀反的情況。到了漢惠帝即位以后,開始注重用“孝悌”來教化人民,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孝治”。

(3)思想動因

漢初統治思想由黃老思想向儒家思想的轉變是“漢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動因。漢初吸取秦末農民戰爭的教訓,以黃老思想指導下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政策,對恢復、發展漢初經濟和鞏固政治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從漢初高祖到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也日益引起統治者的重視,最終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作為儒家思想核心觀念的“孝”自然引起統治者的重視,以至于到漢武帝時最終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統治決策。劉邦對儒家思想經歷了從排斥到接受的轉變。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與具體實施

漢高祖父親劉太公(劇照)

可見,劉邦起初對儒生非常蔑視,甚至極力侮辱。隨著國家政權的建立和自己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的轉變,劉邦一直在思考著治國思想的問題。在劉邦思想轉變過程中,酈食其、陸賈、叔孫通等富有遠見卓識的儒生們對這位最高統治者思想上的不斷滲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劉邦對儒家思想的態度也逐漸發生了轉變。在他離世之前不久,即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領兵平定淮南王英布之亂返回途中,“過魯,以大牢祠孔子”,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祭祀孔子的皇帝。

漢文帝對于儒家思想特別重視。“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趙歧《孟子題詞》曰:

“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可見,漢文帝時今文《孝經》已立博士,多有傳習者。聽說濟南伏生能治《尚書》,漢文帝便欲召請進京,“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儒林傳》也都記載儒者在文帝時“頗征用”。到了漢武帝時期,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隨著經學興盛,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儒家思想在政治、文化、思想領域中逐步占據主導地位,成為漢代文化思想的主流,并一直作為歷代皇朝的正統思想貫穿于漢代和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中。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孝”處于一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但貫穿于《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之中,還出現了專門論述孝的經典《孝經》,多數學者認為,《孝經》即是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儒生托名孔子而作。

二、漢代“以孝治天下”的具體實施

(1)以孝作謚

以孝作謚,始于以孝著稱的漢惠帝。漢惠帝不但在父親劉邦生前非常孝順,劉邦去世以后,更是一即位就“令郡諸侯王立高廟”,以表死后盡孝,故《漢書·惠帝紀》贊曰:“孝惠內修親親。”漢惠帝去世以后,禮官根據他生前的作為,議定謚號為“孝惠”。顏師古注曰:

“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

兩漢時期,除了西漢漢高祖劉邦、東漢光武帝劉秀以外,西漢自惠帝以下,東漢自明帝以下,所有帝王的謚號都標以“孝”字。歷史上,先秦諸侯中也有以孝作謚的,如魯孝公、晉孝侯、秦孝公、趙孝成王、燕孝王等,但他們都沒有一以貫之,而漢代帝王雖多次改元,但始終沒有去掉謚號上的“孝”字。關于漢代皇帝以孝作謚,唐代張守節說:“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協時肇享曰孝”可見,漢代以孝作謚的目的就是通過敬祖孝親,從而維護自身統治的延續和穩定。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與具體實施

漢代孝子董永(劇照)

(2)實行舉孝廉制度

漢代實行“以孝治天下”的統治政策還體現在人事制度上,即實行“舉孝廉”制度。漢代的“舉孝廉”制度,就是要求地方官員為朝廷物色德才兼備的賢明之士,即察舉孝子、廉吏。舉孝廉在漢武帝時期逐漸成為漢代察舉制中最為重要的歲舉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成為漢代官員的重要來源。最初孝廉制度中,孝子與廉吏是分開的,后來逐漸成為統稱。地方官員薦舉孝廉所依據的標準主要是“孝”,一般來說,只要是“孝子”就能被舉薦為孝廉。孝廉出身的官員一般都是遠近聞名的大孝子,入仕以后也就自然成為“以孝治天下”政策的有力推行者。

西漢察舉孝廉非常慎重,孝廉被舉至朝廷后,并不立即授以實職,而是先入郎署為郎官,使之“觀大臣之能”,熟悉朝廷各項行政事務,然后經過選拔,根據品第結果授予不同的職位,從地方的縣令、長、相直至朝廷的有關官職,如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后官至諫議大夫,京房以孝廉為郎,后官至魏太守。但自西漢末年以后流弊百出,東漢時竟然出現了“舉孝廉,父別居”的“假孝”現象。孝的觀念在漢代已經成為選拔和任用官吏的最重要標準,這是“漢以孝治天下”政策的最有力體現。漢代實行的以孝入仕的政策是建立新的社會統治秩序的重要舉措,對維護和鞏固穩定的封建統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3)設置三老、孝悌、力田,以興孝風

漢代實行孝治的一條重要舉措是在鄉里設置三老、孝悌、力田,以提倡崇孝之風。漢高祖下令設置三老,倡導重孝之風。高祖二年(前205),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者,置為三老,三老掌教化,每鄉一人;再選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縣令、丞、尉向其求教,共商政事。為了倡導忠孝節義的傳統道德,統治者特別重視三老制度的實施,凡是有益于社會風化的忠孝典型,皆旌表其門。漢惠帝四年(前191)下詔:“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復其身即免除其賦役。

高后元年(前187)“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漢文帝十二年(前168)詔曰: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元狩六年(前117)詔曰:“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三老”、“孝悌”、“力田”的職責就是掌管孝行等倫理道德教育,挖掘鄉里忠孝的典型,予以表彰,積極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與具體實施

曹操舉孝廉入仕

(4)對孝子復除與賜帛

復除,即免除賦役。孝悌復除之法漢代以前未見記載,應是漢代的創制。賦役是漢代編戶齊民田租、算賦、更賦及各種徭役的總稱,復除孝子賦役是對孝子的巨大獎勵。漢惠帝四年(前191)詔曰:“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漢武帝也多次下詔免除孝子的賦役。皇帝以詔令形式對孝子給予褒獎,賞賜錢財、布帛、爵位等也是漢代的慣例。

漢明帝十二年五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東漢章帝元和中:

“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谷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于天下。及卒,詔復賜谷千斛。”

僅據《漢書》《后漢書》中的帝王本紀記載,自西漢惠帝至東漢順帝,全國性對孝悌的褒獎、賜爵就多達32次。

(5)懲罰不孝

孝的思想是漢代“孝治”的重要理論依據,貫穿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漢代法律也體現著孝的精神,其中對不孝罪的懲罰尤為嚴厲。《孝經》言:“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是漢代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嚴懲不孝是漢代刑法的主要內容之一。漢代“不孝”罪名包含的內容相當廣泛,主要包括:不供養父母;毆殺父母;告發及誣告父母;服喪期間娶妻生子,行奸作樂;非議孝行;聞父母亡,匿不發喪;侵辱王杖主等。

在漢代,對不孝母親者的處罰尤為突出,兒子不順從母親的教令,或對母親奉養不周,都可定為“不孝”之罪。對母親不孝罪的懲罰,從法律觀念上說來,是“父為子綱”的延續,也是對母親在家庭中家長地位的維護。漢代法律嚴懲“不孝”的目的,就是要借用國家法律的權威,維護封建的宗法等級制度和道德秩序,培養人們忠順的習慣,防止犯上作亂,維護社會穩定,鞏固封建統治秩序。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社會背景與具體實施

袁紹舉孝廉入仕

(6)重視《孝經》及經學地位的確認

《孝經》是儒家專論孝道和孝治的典籍,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儒家“孝”的道德規范,對孝的涵義、孝的種類、孝的實行以及孝的功能都進行了詳盡的論述。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以后增《論語》為六經,再增《孝經》為七經。重視《孝經》和《孝經》經學地位的確立成為“漢以孝治天下”的一個重要標志。通過《孝經》立為儒家經典,孝的思想成為漢代社會的主要指導思想之一,在漢代社會思想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總之,“以孝治天下”是漢代的基本國策,它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經濟基礎、政治背景和思想動因。隨著漢代社會封建統治的逐步加強,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以孝道解釋統治封建社會的政治和階級關系,“孝”就具有了強化封建統治秩序和主張改良社會的思想特征。為了推行這種治國方針,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涌現出大量孝行卓異的孝子,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果,從而使得“以孝治天下”成為漢代政治實踐的典型特征,也是漢代長治久安的一個重要社會因素。

參考文獻:《史記》《漢書》《后漢書》《太平御覽》《論語譯注》《周易今注今譯》《呂氏春秋集釋》《白虎通義》《莊子集釋》等。

【本站總編:秦巖     微信號:shaanture      新聞熱線: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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