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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衛軍:關于倡導關公文化的淺析

2019年07月14日 09:21:44來源:本站來稿 作者:呼衛軍 瀏覽數:1237 責任編輯:本站小編

人類任何一個時期都需要英雄輩出,也需要精明和文明的核心領導團體,更需要奉獻于大眾的賢士。可是,對大多數的人的領導和管理,除了僵硬的法律準繩、泛泛的教化、利劍斬惡等,需要科學的理論體系指導,需要用信仰和榜樣標桿來良性引導,更需要契合思想的處事原則、價值觀共鳴和行為認可來弘揚優良作風。

在當今,扎實學習一些法規、章程深有必要,必須明白幸福從何而來,誰給吃飯,為誰工作與服務。倡導關公文化,貼近民心的高揚民間自覺信服“高人”,對于建立和諧社會也是很有積極意義,能安民、利國就是很有必要的。思想這塊神秘陣地,從來不可空虛,但是也不是硬塞就能填實的,群體需要核心人物與核心力量的帶領,需要振臂一呼的正能量呼喊,需要模仿的榜樣力量。

筆者認為,從夏商朝開始到1949年,幾千年文化中中華大地人杰地靈,精英們如繁星一樣燦爛較多,在浩瀚民間以個人氣質令后人敬佩,做事原則簡單而實的人,歷史傳頌中關公就是不可忽視的高大名人,也可為各行各業優秀工作者明星式的典范,以至于關公的經歷變成了“關帝”風格,被視為個性榜樣,傳承著一種精神文化。

關公精神文化博大精深,民間傳說故事較多,但其核心應為:“忠、義、仁、勇”或“忠、孝、仁、義、勇”,也有人擴張說是:“忠、義、仁、勇、孝、禮、智、信”,不論怎么標榜,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其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都有著高度的契合點。“忠、勇”就是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和敢于擔當、善于開拓。忠于自己的選擇,是公關一生的高尚情操。能愛國、敬業,即忠于國家、忠于職守,有家庭責任心、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仁、義”就是知大體、有真心,絕不虛應假作,也不見風使舵。遵循正義和同志間的義氣,關于承擔風險是關公一生的道德追求。“孝、禮”是對親人有濃情,對親朋有深情,親密和睦。“智、信”就是具有做事的巧妙和靈活,為人做事恒定有誠信、講信用,奉行友善。關公一生,重承諾,守信用,決不失信于人。當今,宣傳關公精神文化,能夠更好地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接地氣、入人心,并與廣大民眾耳熟能詳的中華傳統文化融為一體,使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實踐中普及,讓良好的人生觀、價值觀根植大眾人心中。

南懷瑾先生曾巧妙說:儒家是糧店,道家是藥店,佛家是百貨店。讓我看來,關公精神文化,就如同這一條街道中間高聳起的旗桿和旗幟,令工人、農民、商家、學生等在祥和氛圍中交易、交際、交往,關公精神價值體系,不僅僅是一種互認的文化,也像標準的一桿秤,能稱出每個人在社會的份量,也是市場經濟中公平、正義、勤勞、善良的神化之身。

通過翻閱大量資料,才知曉關公文化已隨著華人的腳印移植到世界各地,成為海外華人及所在國民眾凝聚情感的重要載體與紐帶。在東南亞、日本、美國,凡是有華人地區,關廟隨處可見,祭祀關公已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習俗和文化現象,也充實與豐富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體系。關公精神的文化傳承,迎合個人價值追求方向,具有現實榜樣的意義。關公文化已是中華傳統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一種真實存在過,有具體歷史考證,具有積極影響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公關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關公生平簡述:

關公祖居河東郡解(今山西省運城市解州),屬中原地域,是漢蜀名將,初為漢民族所崇尚的忠義英雄,后其忠義精神為歷代管理所推崇,誠信精神被商界奉為經商信條,禮、仁、智為儒家尊為人倫典范,勇武為平民所敬仰。歷經頂禮膜拜,由候而王而帝而君而圣,終演變為威震華夏的中華武圣。對關公共同的信仰增強了整個華夏民族的認同感,在一定意義上強化并凝聚了民族精神,這是任何外來宗教信仰民俗無法替代的。

關公文化前景:

關公文化博大精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關公一生所體現出來的“忠、義、仁、勇、孝、禮、智、信”,是關公文化的精髓,也是關公精神的核心。山西運城關公文化旅游節從1990年起,已舉辦二十多屆,集文化、旅游、民俗、經貿等為一體大型國際性商旅活動,關公文化品牌也越做越強,解洲關帝祖廟已發展成聞名中外的文化旅游品牌,是海內外游客、華人團拜祭奠、凝聚精神之勝地。關公為幾千年來海內外炎黃子孫所推崇敬仰。關公文化將會成為凝聚海內外華人的精神元素。另外,通過建立關公文化學,進一步挖掘關公文化的歷史遺跡,在此基礎上發展關公文化旅游業,開發關公文化的相關產品,推進關公文化與文藝產業的相結合,促進關公精神傳承和關公文化事業的長期繁榮。

關公文化意義:

關公信俗在近兩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流行、并一脈傳承,其最重要的支撐便是人們對關公文化和關公精神的認同與傳播。人們敬關公,拜關公,實質上推崇和信仰的是一種精神寄托,一種所有華人的美好愿景,這種精神和愿景由抽象而逐步完善,因關公而具體而完美而凝聚積淀為一種信仰文化:凝聚在關羽身上而為萬世共仰的忠、義、仁、勇、禮、智、信,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理想,滲透著儒學的人倫精義,并為佛教、道教教義所趨同的人生價值觀念,實質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氣浩然的華夏民族的道德靈魂。

關公文化內涵:

“忠”是關公文化的首要內容。所謂忠,現在就是對上級領導的絕對忠誠。能力和忠誠猶如人的左右手,但是不忠誠的人能力越強越讓人不放心。忠誠,對關公來說,就是對漢末皇帝漢獻帝、蜀漢皇帝劉備的忠,對劉漢皇權的絕對服從,用當代流行語言說,是扎實的團隊力量,也就是“鐵腿子”。關羽與劉備、張飛“桃園三結義”,誓愿“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這是關公忠的內容,也是其終生的行動綱領。關公一輩子,認老哥,認兄弟,忠義為脾性。為實現這一目標,關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隨劉備,“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無論順境逆境,從未動搖過對劉備和漢王朝的忠誠。最能體現關公忠誠的是降漢不降曹,最終又辭曹歸劉一事。當下邳失陷,關公被困上山,張遼以“三罪說”勸降時,關羽則以“三約”作為投降條件。“三罪”“三約”都圍繞一個“忠”字。“三罪”是說不降而死是不忠,“三約”則說只有“忠劉”才能投降,投降是為了“忠劉”而非求生。這樣,看似“背劉”的投降就成了“忠劉”的不得已之舉。投降之后的種種表現也充分體現了關公“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忠劉”精神。辭曹歸劉則更是“忠劉”之壯舉。面對曹操百般拉攏利誘,關羽“忠劉”之心堅如鐵石。曹讓張遼去探問:“玄德待兄,未必過于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關公回答道:“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后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愿從于地下。”這斬釘截鐵的回答,充分表現了關公“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的決心。當關公得知劉備下落后,毅然掛印封金,不避千難萬險,過關斬將,千里尋兄去了。關羽與劉備,除了君臣關系之外,還有兄弟與朋友的關系。因此,人們往往認為,關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還有忠友的含義。此議不無道理。但即便如此,忠友對于忠君來說,也只是從屬的意義,因忠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劉備這個“兄友”本身就是“大漢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所以,忠友的本質還是忠君。

“勇”,是關公精神的開拓擔當。勇即勇敢、勇武、無所畏懼、一往無前的精神。從來“說得好”的人,處處太多太多,而“做得好”的人是少而極少。關公之所以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敬仰和傳頌,勇武神威是一個基本原因。勇是關公文化最表層,也是最明顯直觀的內容,最容易被人認識和接受。對關公勇武的認識,并不需要高深的學問和細心的研究。無論是滿腹經倫的文人,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只要看到關公手提青龍刀,跨下赤兔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萬夫不擋之勇。經過歷代文人雅士的極力宣揚,特別是《三國演義》這一“天下第一才子書”的精心描繪,關公作為“武圣人”“古今名將第一奇人”勇冠三軍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溫酒斬華雄”,關公初露鋒芒就不同凡響,令各路諸侯震驚。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充分顯示了關公的神威。在顏良連殺曹操二將,耀武揚威之時,曹操請關公出馬。面對顏良嚴整有序的陣勢,曹操說:“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卻說:“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顏良則“如插標賣首耳!”然后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風目圓睜,蠶眉直豎”直沖河北軍陣,只“手起一刀”便將顏良“刺于馬下”,又下馬割了首級“拴于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曹操贊曰:“將軍真神人也!”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絕倫呢!過五關斬六將,單刀赴會,以及刮骨療毒等事跡,淋漓盡致地刻畫丁關公的神威勇武。史籍所載,說明關公確實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將。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統轄,便是莽夫之勇。關公的勇武并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種在忠義之德統帥下的智勇,是一種有膽有識的智者之勇。《關帝全書?圣跡圖?單刀赴肅》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該圖的釋文曰,東吳的魯肅、呂蒙欲索還荊州,定計邀請關公相會,“帝謂其將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乃駕舟以往。肅言荊州事,帝曰,烏林之役,吾主親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肅辯之,帝曰,此非吾所能與也。吳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將軍倉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荊州豈必為吳有耶?帝變色奪刀,目倉曰,此國家事,汝何敢多言!遂攜肅手,至江邊,登舟別肅曰,吾醉也,幸更會”。“單刀赴肅”這一爭奪荊州的斗爭,真是斗智又斗勇,充分體現了關公亦文亦武、智勇雙全的品格特點,這正是其勝出一般武將的地方。關公非同尋常的勇武,受到人們世世代代的稱頌。中國傳統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稱為三達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體的德行。

“仁”是關公精神的宅心仁厚。《論語?顏淵》中寫道:“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有仁愛、仁慈、仁厚、仁道、仁義等含義。其基本含義是指愛心、愛人之心。關公不僅勇武絕倫,而且寬厚仁慈。 正如曹操的謀臣程昱所言:“云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救之,仁義播于天下。”正是這番話,促使曹操在華容道以舊情打動了關公,從而脫險。華容釋曹最突出地表現了關公的仁義之心。《三國志?吳主傳》記載,曹操在赤壁大戰中,大敗于蜀吳聯軍,戰船被燒,“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倉皇逃竄至華容道時,“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傷者甚眾”。真是狼狽不堪。曹操動之以情,關公已產生惻隱之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一發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長回身時……大喝一聲,眾軍皆下馬,哭拜于地。云長愈加不忍”,于是“長嘆一聲,并皆放去”。關公這種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義,因這已不是對主、對兄、對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槍相見、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對敵的仁!而要做到這種仁,則需付出巨大的代價--冒殺頭之危險;這是關公心里很清楚的事。這種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敵人,而寧愿犧牲自己的舍己為人之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倫理道德觀看來,無疑是一種十分高尚的“殺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華容釋曹一事被人們看做是表現關公大仁大義的壯舉,千百年來受到稱頌。盡管這在我們看來是一種不分敵我的行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關公對敵人都能做到仁,對友、對下級、對一般人的仁,當然不在話下了。《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記述和描繪了關公平生無數的仁義之舉,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義釋貂蟬,在曹營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淚,等等。也正是由于關公平常對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對敵對己都生命攸關之時對敵之仁。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升華。關公不僅生前是位仁愛之人,而且死后更成為仁愛之神。你看,關帝爺抗敵護國,救災保民,扶貧濟困,懲惡揚善,祛病療疾,辟瘟禳災,還可以科場促考,佑人發財,甚至還有給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盡了善事的菩薩!總之,在人們的眼中,關老爺是什么好事都辦的仁義之神。當然,這不過是人們的一種美好愿望和期盼。但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仁是關公文化中具有豐富內涵的一部分。“仁”是中國倫理學說中最重要的范疇,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說是中國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華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仁”不僅是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標準。在中國文化看來,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特征,“仁”與“人”“道”是同一的。“仁也者,人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的核心是愛人,“仁者愛人”。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把仁、義、禮、智作為人之“四端”,而仁為“四端”之首。由此可見,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觀的核心和行為的最高準則。關公熟讀《春秋》,深諳儒家精義,并身體力行,實踐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關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關公被儒家稱為“圣人”,與孔子齊名,在儒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中國,經過世世代代的宣揚,關公就演變成為人們理想中的仁義典范。反過來,關公這一仁義典型,又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內容。

“義”是關公精神的正氣豪情。在關公精神的諸因素中,義的含義最豐富,涵蓋面也最廣。義,最符合個人品質的元素。關公文化中的義,有兩方面含義,第一方面的含義是正義、義氣、俠義,這種含義比較接近義的本來意義,是義的一般意義。因為在中國文化中,義的原義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種標準。符合某種標準的行為就稱為義,可以引申為正義。它是處理一切人際關系時的道德觀念和標準的總概括。這種義又具有先秦時期的俠義精神,關公與劉備、張飛結盟之紐帶就是一個“義”字。義伴隨了劉、關、張的一生,以結義始,以死義結。這個“義”就是“同心協力,救國扶危”的誓言所表達的堂堂正義。關羽的俠義最明顯地體現在兩件事上:其一,是在家鄉殺豪霸,為民除害。據《關帝全書?圣跡圖志?出告庭闈》載:“圣帝二十歲,告父母曰,兒已有后,足奉祖禰,今漢室將盡,宵小盈庭,誰為扶紅日照人心者?遂詣郡陳時事。”又據《關圣帝君圣跡圖志全集?全圖考?憫冤除豪》釋文曰:“圣帝至旅舍,聞鄰人哭甚哀,叩之乃韓守義也。遭郡豪呂熊荼毒。呂黨連七姓,黠猾事,蔑職紀。圣帝眥裂發豎,命守義至七所,悉斬殺之。”此事即為陳壽在《三國志》中所記“亡命奔涿郡”的原因。按一般情況,殺人是犯律的,但人們卻不這么認為,而把它看成是正義行為,就是因為它體現了社會下層民眾所推崇的行俠仗義精神。

“智”是關公精神的行事靈活。所謂智,即智慧、智謀、智能,引申為有知識、有文化、有計謀。關羽是一員武將,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將所沒有的長處,是一位具有儒雅風范的名將。關公的智、文,表現在其平生的活動與人們對其崇拜行為中。水淹七軍等征戰事跡就是關公智勇雙全形象的寫照。關公一生喜讀《春秋》,最為人們所稱道。清代人張鵬翮贊關公“春秋之旨,獨得其宗”。此外,相傳關公還有少量著述,如書信(致曹操、陸遜等人)、書法(“四好”)、繪畫(風、雨竹)與詩(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凋零。)以及《忠義經十八章》、《關圣帝君覺世真經》等。所謂關公的著述書畫,有些可能是關羽的,如書信一類。有些很可能是附會,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關公的。但這確實反映了一種意愿,即希望關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賢”人格。特別是關于“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體現了人們的美好愿望。關公曾諄諄告誡兒子關平:“凡將者,不識文,愚者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關公的愛智、重智。關于“夫子”的稱謂,也充分反映了人們對關公文、智的贊頌和崇敬。“夫子”是舊時對學者的稱呼,也是對一般文人的稱謂。稱關公為“夫子”,既體現了人們對關羽文、智的肯定和贊揚,更反映了人們對關公的某種期盼,反映了人們力求塑造關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們對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人們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終把關公塑造成為理想的神圣。

“信”是關公精神的為人恒真。所謂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諾。這是關公的重要品質。關公與劉備一日結義,終身恪守,無論環境如何艱險,誘惑多么強大,從未動搖。對關公在曹營雖受厚恩,然“常懷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張遼去探問。關公明確回答,他曾與劉備“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對于曹操的恩義,則“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后去耳”,一諾千金,說到做到。在解白馬之圍后,毅然決然離曹而去,五關六將也難以阻擋。在辭曹書信中,關公曾許下諾言:“尚有余恩未報,俟他日以死答之。”《關帝圣跡圖志?圣帝文辭》載:“帝歸先主謝曹書”云:“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報秦穆者乎。”又云:“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上,普照萬方;心在人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羽昔投誠之日,有言曰,主亡則死,主存則歸。新受明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臣得會,覓跡求功,斬顏良于白馬,誅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滿有所報。其留所賜之物,盡在府庫封緘。”關公這些關于信義的表白及鄭重許諾,字字真誠,擲地有聲。后來,在赤壁之戰中,關公果然寧愿違了軍令狀被殺頭,也要在華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國人物中,關公可以說是“信義卓著”的名將,作為關公敵對勢力的曹操,對其信義也深信不疑。前述關公降曹時要曹退兵,別人怕其中有詐,曹操卻堅信關公“必不失信”。如果說關公的義到了超越敵我的程度,那么關公的信同樣超越了敵我。縱觀關羽的生平活動。信是其思想行為的重要準則,關公已成為信義的化身。關公的信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對儒家文化來說,信是一個重要范疇,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國原則,又是倫理上的行為準則。以信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國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為做人的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僅可以熏陶人誠實的品質,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歷來是中國人交友的基本準則。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作為自己的平生志向。漢朝董仲舒提倡“獨尊儒術”之后,中國傳統道德更是把信和仁、義、禮、智并列為“五常”之一。守信用,講信義是中國人公認的價值準則,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傳統美德。經過千百年來的傳播和發揚,誠實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積淀在人們心底,成為普遍的社會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關公文化中閃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贊譽和推崇,有著永恒的生命力。

今日,我們倡導關公文化,是想減少浮躁,化解人與人的薄情,實質是推崇關公的思想和行為,呼吁忠義、孝道、信譽、情感等,仿效其顯著的精神內涵,撥顯關公人格魅力的“忠、勇、仁、義、智、信”等光亮,在現實中素養高尚情操,使人與人的交往準則升高,遠離“錢途”低級的腐朽,努力建設有信念的和諧群體社會。公關精神是我們生活個人價值向往的高度,關公文化是人與人交往的品質認可,是建造清風正氣、和諧相處的氛圍的一種途徑。推行關公文化,對社會和民生以及凝聚華人力量,具有現實和持久的深遠意義。

【本站總編:秦巖     微信號:shaanture      新聞熱線: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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