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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朝歷代宰相制度的變更

2019年06月12日 17:10:22來源:今日頭條 作者:御史館 瀏覽數:461 責任編輯:本站小編

關于明初的幾個宰相,劉基與朱元璋之間曾有一段對話,這也是在《明史·劉基傳》記載下來的,朱元璋問劉伯溫哪些人可以擔任宰相之位,先是李善長再是胡惟庸,都被劉伯溫給否定。

劉伯溫這一席話是發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議論了那么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繼承人選,一個也不行,請他出山也不愿,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難保全自己了,盡管退隱在山鄉,也難善終。

歷朝歷代宰相制度的變更,朱元璋為何廢除宰相制度?

從劉基與朱元璋的談話中還可以知道,這個上層集團內部充滿著矛盾。明初大部分將相出身于淮西,過江以前就投身于朱元璋了,而劉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敗方國珍以后,才參與朱元璋屬下的統治集團,自然有派系的分歧。劉基評論的人物大都屬淮西集團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后來胡惟庸派人毒死劉基的傳說。

反之看,胡惟庸這個大案也就有了因頭了。從這個故事可以知道,作為宰相這個角色,不僅需要具備實際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備平衡方方面面相互關系的能力,同時在這個基礎上能把事情辦好,上下左右對你都滿意才行。

這個要求可是相當高的!劉基不愿淌這個水也有他的道理,這可是一個難以擺平的大江大海,難免有風浪來襲,出現翻船的局面。說這個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層集團內部難以言說的種種復雜的人事關系言不慎便會帶來滅門之禍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以后,就想著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力,并使子子孫孫都能牢牢掌握好這個皇權,不受各種力量的威脅。

歷朝歷代宰相制度的變更,朱元璋為何廢除宰相制度?

宰相權力威脅到皇權

從秦漢到宋元,直接威脅皇權,甚至顛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這幾個方面:一是相權的專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專權,如西漢末年的王莽專權;一是宦官專權如漢唐都是敗于宦官之禍患。

除了這三個因素之外,便是驕兵悍將的跋扈,北宋杯酒釋兵權處置了這個問題,但北宋因此始終處于積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國時,便希望在組織制度上處理好這些問題。那么,朱元璋能否真正解決帝王制度自身所帶來的種種痼疾呢?

從整個明王朝的歷史來看,恐怕未必如其所愿,其中關鍵是他無法保證接替其帝王權力的王子王孫們的狀況怎么做皇帝,雖然有一套從娃娃抓起的東宮制度,但并不一定能培育出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子子孫孫實際都不怎么爭氣。

歷朝歷代宰相制度的變更,朱元璋為何廢除宰相制度?

他想方設法搞的那一套制度設計不能說完全無效,但關鍵還是在人,帝王的素質太差,難保這一套制度設計不歪歪斜斜地變形。當這一套制度完全變形以后,即使帝王要振作起來復興這個王朝,同樣也很困難,所以崇禎帝最終難逃吊死煤山的結局。

掌控國家權力的才能,既不可能靠血緣關系的遺傳,也不可能完全從書本上去領會和掌握,它是從王者的社會實踐及其相應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發展起來的,先王留下的遺詔不能說不起作用,但作用亦有限在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垮塌以后自會建立起新的王朝,改朝換代的事在中國歷史上反反復復地出現過,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或者在換代不改,這個組織結構也會作出某些局部性的修正。

這些年來,我們習慣于把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歸之于制度的缺乏和不健全,其實制度不是萬能的,關鍵還是在制度體系內外運作的人際關系的狀況。

制度設計往往是靜態的,而制度體系內外運作過程中的人際關系則是動態的,它自然會導致制度自身的畸變,出現與制度設計之初良好愿望相反的結果,所以不僅要關心制度設計,更要關心制度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人際關系的狀況,否則一切制度設計的良好愿望都會落空。

歷朝歷代宰相制度的變更,朱元璋為何廢除宰相制度?

宰相制度的變更

朱元璋立國以后,在他執政的三十多年時間內,如何對漢唐宋元遺留下來的政治制度進行調整和修正,成為他考慮的中心問題。先說中央行政機關的宰相制度,自從秦始皇設置宰相制度以后,為了防止相權對皇權的侵犯,歷朝歷代都在對這個制度設計進行調整。漢武帝時內朝尚書省的設置,便是為了牽制外朝宰相的權力,尚書臺成為外朝實際的宰相以后,魏晉才有中書省的設置,中書成為決策機構,尚書成為行政機構。

唐代分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那是將決策與行政分開,中間再加上門下省的封駁,以保證決策能比較符合實際。宋代門下省退出,給事中大體如諫官,變成中書的對立面,但很少能如門下、侍中那樣對詔敕行使封駁權,而中書省的長官,也就成為左右宰相。故朱元璋稱吳王時,因元尚右,便以李善長為中書省的右丞相。明初徐達、李文忠因受命外出征討,未嘗專理省事,實際上的丞相是李善長一個人。從李善長到胡惟庸,這十多年時中書省的宰相府實際上成了左右明王朝政局的力量,史稱李善長“外實和內多忮刻”。

朱元璋為何廢除宰相制度?

洪武四年李善長因疾致仕以后,其繼任者楊憲、汪廣洋、胡惟庸都是李善長的下屬,其中汪廣洋比較能“謹厚自守”,但不能“發奸遠禍”,也就是不能與楊憲、胡惟庸劃清界限,最終還是不能逃脫被誅滅的結局。胡惟庸初為寧國知縣,以李善長推薦,擢太常少卿。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七月,以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

楊憲敗,汪廣洋浮沉守位,讓惟庸總中書政事,內外諸司封事入奏,都要經過胡惟庸這個口子。這樣他便處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奔兢之徒,爭赴其門下。這樣他便能威福自恣,專生殺之權,那就犯了朱元璋的大忌了。

歷朝歷代宰相制度的變更,朱元璋為何廢除宰相制度?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起胡惟庸案,乘勢廢掉了元代的丞相制度。

是時吏、戶、兵三部之權為重這一段話概括了明初中央政府最基本的組織結構,取消了中書省的丞相,讓中書省下屬的吏、戶、兵、刑、工、禮六部的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提高了六部的地位,在皇帝身邊設置殿閣大學士,作為皇帝處置臣下奏章的顧問,實際上仍然是一個秘書班子,沒有實權,只是做顧問,它的職掌是“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又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這便以祖訓的形式,把廢丞相作為制度給訂死了。

實際上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上規定不設丞相,那些備顧問的大學士,盡管品秩不高,仍能衍生為實際上的宰相。無宰相之名,而具宰相之實《明史·職官志》講到:“迨仁、宣朝,大學士以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尊。而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自是,內個知能重,即一二吏兵之長,與執持是非,輒以敗。”

這決定于帝王本身際上的相權是帝王自己支撐起來的,它可以沒有宰相的名義,而有宰相的實權。六部尚書的品秩比殿閣大學土高,在決策過程中,六部尚書的影響反而低于大學士們。愈往后,這種現象愈明顯,因為皇帝不親自處理政務了,權力自然旁落。故史稱:“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制六卿矣。”如嚴嵩在嘉靖時,便是以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其子嚴世蕃官尚寶司少卿,橫行公卿間。

歷朝歷代宰相制度的變更,朱元璋為何廢除宰相制度?

嚴嵩入值時,已六十多歲了已高,許多事不得不借重于其子嚴世蕃。史稱:“嵩雖警敏,能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歐陽氏死,世蕃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明史·嚴嵩傳》)這樣一來,嚴嵩才出洋相,露餡而失寵于嘉靖帝。嚴世蕃一出事,嚴嵩跟著也倒了。故相權的起來,權相實際上的形成,關鍵還在帝王自身。

這是朱元璋建立制度時無法解決的矛盾,子孫不爭氣,又怪得了誰呢?法制的健全還得靠人去執行,法制再嚴密,人際關系發生變化了一切制度上的設置都會被架空的。我說這一些并不是制度無用論,而是講制度不是萬能的,良好而嚴密的制度設計和貫徹執行,必須以良好的社會風尚、淳樸的人際關系、高尚的道德修養作基礎,沒有這些條件,任何制度的設置很難真正落到實處。因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變壞了,再好的制度都有空子好鉆。所以不能把商品社會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貫徹到人際關系的方方面面。

社會在利益驅動之下,敗壞了風氣,喪失了良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純粹利益上的較量,那么設計再好的制度來防止各種弊端,到頭來往往還是收效甚微。制度層面的設計和貫徹,一定要有思想層面的保障,否則的話只能是緣木求魚。

【本站總編:秦巖     微信號:shaanture      新聞熱線: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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