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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展現曹氏父子與建安文學的扛鼎之作——《風雅三曹建安骨》序

2018年08月29日 07:24:29來源:本站來稿 作者:李星 瀏覽數:927 責任編輯:本站小編

以詩家之筆,詩家之韻,當代理性眼光,以信史《三國志》為依據,雜以稗官野史,在詩文作品、父子家庭、妻妾床幃與士人關系中,塑造了一個具有空前思想深度的曹操形象。此書的文本價值不僅在于對《三國演義》的美學超越,還在于對“建安文學”現象的歷史演繹和全新透視,揭示了在“王綱解鈕”的社會時局動蕩和軍閥權力高壓之下士大夫們的沉淪和堅守、背叛與忠誠,在對無限制的權勢拷問的同時,也拷問了人性的卑微與陰暗。應當說,作品的文化含量是非常可觀,值得稱道的。

本書可能引起爭議的,也構成其最大敘事亮點的在三個方面:

一是虛構的“青州軍”下層軍官“單耳人”(田艾)和藝妓出身的女藝人嫽人形象,從他們與曹操的交往和心理命運中,將視野的筆觸由上層伸向民間,在大眾生存和歷史方向的意義上,審視了曹操的功與過,正義與邪惡,偉大與卑微。也正是在對他們愛恨情仇的表達中,小說的內容從文人的文學活動擴展到民間鼓舞、演唱等大眾娛樂活動,創造了可信的歷史文化及民俗風情,接通向地域文化和歷史文化的地氣文脈。

二是繼作者第一部歷史人物小說《圣哲老子》將性與色融入老子心理和著作之后,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示了色與性在曹操權力意志中的重要位置,在卞氏、甄妃、蔡琰、陳菲等杰出女性之外,又塑造了正史有考的崔氏、郭妃和虛構的風塵女子蘭蕙等淫蕩女性形象,表現了她們與權力的復雜關系。雖然對性色與人的心理意識,作者有著獨特的理解與表現,但具體的性描寫,卻是有所克制,并沒有給人以淫穢之感,做到了色而不淫。

三是《風雅三曹建安骨》的語言面貌呈現出駁雜而和諧的大雅大俗色彩。表現在:曹氏父子與眾文士對話的半文言,在私密空間和下層人士的粗言俗語,表達情緒心理時對《詩經》和當時一些詩文的大量借用。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余秋雨在《中國文脈》一文中對《詩經》與北方土地、與當時生活的關系有著充分的肯定。因此以詩,包括《詩經》,來傳達自己的情感,應該說在秦漢兩代文人中間完全可能成為慣常之事。《風雅三曹建安骨》這樣的表達方式,應該是于史有據,并能有力地實現多樣的歷史生活氛圍和人物情感。

《風雅三曹建安骨》不僅寫出了曹操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和理解士,愛士,憐士,卻又不得不恨士,殺士的內心矛盾,而且寫出了在評價歷史人物時遇到的歷史主義和道德主義的沖突,其實這正是早已為馬克思指出的永恒的“歷史之謎”、“人性之謎”(如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后,又在后來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文章中肯定了惡有時也是歷史的動力)。應該說本書對在統一北方,結束戰亂,抑制豪強,創造并推動“建安文學”輝煌方面的曹操是肯定的,對他嗜性成癖、殘忍屠殺反對者又是否定的,批判也是深刻的,雄才大略與忌刻猜忌統一在他身上,也是恰切的,構成了本書基本的歷史立場和評價準則。

作者新的可靠的歷史觀,是歷史小說品位的關鍵所在。當今對于曹操的評價,基本上已經不存在否定的聲音。“至少是一個英雄”,魯迅當年的感慨不能說不新潮大膽而十分重要,今天談及曹操,就會對魯迅十分敬佩。“代漢”而不是“篡漢”,已經得到普遍認同。這集中體現在和荀彧的關系上。于是,多次寫到曹操與荀彧的相處,注意了二人關系發展的層次。應當說,曹操是堅定的,毫不留情的,但又是多情的。

崇尙節儉,這是曹門風氣的重要內容。曹操的儉嗇,記載很多,除了日常用度的極為細致的規定,還有他在銅雀臺看見曹植妻子衣著華麗而下令賜死的情節。這無疑是一個生動的用得上的情節。王修其人,為主子高干收尸,忠貞之士,清貧廉潔,家里只有十斛谷子,曹操將王修請到家里,讓此人成為曹家楷模,由此看出曹操在這方面的決絕之心。

曹操對不法豪門地主的打擊,對平頭百姓的體恤扶助,以此構成矛盾的線索,衍生了一系列故事,這是一種新的歷史觀的體現。曹操意在徹底改變東漢以來豪強愈強,貧民愈貧,兩極分化嚴重的局面,創造太平世界,推行一條庶族政治路線,確實令人稱道。王修,作為打擊豪強的一線人物,他的堅定,曹操與他的配合,單耳人,嫽人,蘭蕙,劉禎,他們成為正義的一派,吳質,曹丕,柴倫等裹挾其中,與之作對,這樣的矛盾線索,過去的文藝作品是不曾出現的。

三曹與建安文人,無疑是書稿的重點。在這方面,正史記載及稗官野史較多,“劉禎平視”,路粹作奸細以刀筆殺人,既是很真實的素材,也是很生動的情節。建安文人及建安文學,建安風骨,是激勵后人的重要一筆。“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莊子的逸氣,對士人影響很大。文學的自覺,實際上是因曹氏父子對文學的愛好和重視起了作用。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段重要的佳話,也是此書文化含量加重的根由所在,也使此書成為寫建安文學的扛鼎之作。

這個年代對于民眾來說是災難深重的。對于有些官宦士人家庭來說也一樣天降橫禍。單耳人,嫽人,蘭蕙,蔡琰,她們有了特殊的遭遇。和春秋末年戰亂不息的情形相似,那個年代有“易子而食”、“踴貴屨賤”(假足貴鞋子賤)的典故,但具體描寫戰爭的苦難,還是三國時期的詩文為多,也更詳盡。曹操的《蒿里行》,曹植的《送應氏》,建安文士的詩歌,將他們所見的凄涼慘景一一道出,這些詩作成了一個歷史時代的文學代表作。下民如單耳人,嫽人,蘭蕙,名門淑女蔡文姬,不尋常的遭遇,尤其是三位女人,遭到慘絕人寰的蹂躪傷害,這是唯有小說可以表現的精彩之筆。戰亂讓民眾受苦,作家卻有了想象的依據。嫽人被董卓蹂躪,她卻將董卓點了“天燈”,后來被冀州土豪蹂躪咬斷舌頭成了啞巴,最后慘遭“大卸八塊”。這些情節,為曹操這個杰出人物的歷史進步意義作了強有力的反襯。

作者張興海因為寫了《圣哲老子》,積累了處理歷史素材和寫好歷史人物的經驗,在思想文化精神的追求方面下了功夫,此書在構思和寫法方面顯得更為老道。當今,表現曹操以及曹門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少,但是有較高思想和藝術品位的作品,尤其是以風雅文化表現曹操、曹門和建安文人的作品還很少見。此作填補了這個空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李星,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茅盾文學獎評委。)

【本站總編:秦巖     微信號:shaanture      新聞熱線: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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